绿城之殇 宋卫平是如何搞丢绿城的？（2）

岳飞影响下的宋卫平

宋卫平是浙江绍兴嵊县人，出身贫寒，自小随父母至舟山群岛谋生，在舟山群岛长大。他是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一代人，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宋卫平自小爱看书，小学时就熟读三国、水浒。

“可以说在同样年龄的人群中我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30岁或者20岁以前，我读了很多书。我还记得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读过《说岳全传》，可以说我受这些古典以及现代文学的影响很大。书本成为我思想成熟的根基。”也可能是英雄戏看多了，宋卫平身体中一直留着搏击的血液。

宋卫平开玩笑说过，“以‘天安为己任’是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在杭州哪个庙宇最大？是岳飞庙。”

20岁时，高考恢复，他那时正在浙江美术地毯厂当工人。也许是早年读书打下的基础，他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到了舟山党校教历史。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准确说是很有表达欲望的人。大学期间就办小报，到了党校，又弄了一份叫《冲浪》的小报，后来因故被党校停课，宋最终南下珠海闯荡。

“我1987年离开党校，当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明白工资与工作表现应该是挂钩的，而如果你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不够好的话，那么你很可能会面临没有地方领工资的局面。当时正在讨论所有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曾经把我的理解穿插到课程中去，这难免会造成周边矛盾。”几十年后，他再次回忆了这段经历。

多年之后，宋卫平以绿城俱乐部老板的身份再次挑战足球场上的黑哨问题，当时他和李书福两个人信誓旦旦要把天捅个窟窿。在整个足球圈都沉默的年代，宋卫平要当孙猴子，这是他的本性。但闹过之后，一看大事不妙，他又及时收兵了。这可能是岳飞的经历给他很多启示，他也早已过了宁折不弯的年龄。

两年成了杭州第一

绿城项目能多卖20%的价钱

1994年的时候，除了经验什么都没剩下的宋卫平从珠海回到杭州，靠着家里凑的15万元开了家公司，后来又借了300万进入房地产领域。只用了两年，宋卫平的绿城就成了杭州本地的房地产公司老大。

在杭州，豪宅不是由万科、保利、中海或者星河湾等来定义的，而是由绿城来定义。在杭州项目只要贴上绿城的标识就能够多卖20%的价钱，很多杭州人毕生的梦想就是有一套绿城的房子。这略有点夸张，但凸显了宋卫平对品质的追求。

据说绿城在杭州的项目西溪诚园，入户大堂标准是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建造的。宋卫平说有时候他明知高价也要拍地，就是怕别人把那块好地给毁了。绿城为了开发紫桂公寓，把这一地块上原有的楼盘也买下来，然后拆掉，为的就是打造小区环境。在绿城，宋卫平也会因为一个外立面颜色不如意，就花费几百万重做。

有人批评宋卫平，可能确实有土豪喜欢这种高端大气的感觉，但是在商品房发展了20年后，住宅品质已经普遍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比较理性的中产购房者就不见得愿意为那些奢华却冰冷的大理石地砖买单。

客观而言，宋卫平这种不计成本盖房子的思路，虽然赢得了口碑，但也拉高了成本。这也是为何绿城的房子总要贵一些的原因。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时期，房地产牛市把所有的问题都掩盖了，绿城突飞猛进。但调控一到，绿城在行业内低毛利率的问题就爆发了。这为绿城的折戟埋下了隐患。

卖给融创30%是市场原因

不满让老宋二次放手

那么，是什么最终造成了绿城现在的局面？是什么让宋卫平再次决定出售股份？

“这次出售股份的原因非常多，对市场的担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宋卫平认为自从2001年的调控以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一直不正常。“市场不像市场，行业不像行业，企业不像企业。”尤其是2005、2008、2012年的调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适合一般生存能力的公司生存和发展。

“那么什么叫合适的市场？什么是相对标准的市场？我相信任何学经济学的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市场里边的自由交易和基本的信用，在这个市场里面进行交换的各个主体的自由处事权，像这些在房地产行业里边，经过2005、2008、2010年调控之后，已经变得十分的扭曲，面目全非，这已经不太像市场了。”宋卫平越讲越激动。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从2008年、2011年的调控，那些不合理的调控并没有得到纠正，企业应该有的正常的市场环境并没有被修复，这也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极大的担忧。这个原因在里面占的比重可能会在30%左右。”

“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很愤怒，谁让你们把这个行业和市场弄成这个样子的？真的很不满。我为什么不拿地？我非常反感傻乎乎的规定，什么地价不准超过起拍价的150%，超过以后竞拍保障房的面积，疯了，这些人，读过名牌大学，为什么做那么傻乎乎的错事？杭州华家池地价差不多两万七、两万八（元/平方米），再配安置房，安置房你物管费怎么收？你这个安置房分给谁？”

“你不能出尔反尔，卖地的时候说价格多少，卖房的时候要限购、限贷，你不是逼我们死吗？我们死谁都不会有好处，你要企业讲信用，个人讲信用，自己为什么不讲信用？你还给我们自由好不好？这是企业的基本权利。我们是领过营业执照的人，我们不是非法同居。”

曾经的救命恩人成“掣肘”

交给老孙是因“老孙吵架能力强多了”

当然，另一个原因，宋卫平并没有展开。但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那就是九龙仓的处处掣肘。新闻发布会现场，作为绿城中国第二大股东的九龙仓并未到场。虽然宋卫平的搭档寿柏年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宣读了九龙仓的表态，尊重及支持宋卫平的决定，但在如此关键时刻，作为绿城的战略投资者，当绿城面临改弦更张之时，九龙仓未出席发布会耐人寻味。

某种意义上说，九龙仓算是宋卫平的救命恩人。宋卫平是一个激进的人，为了能够和万科叫板，绿城大手笔拿地。2008年底到2011年底，绿城中国净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40.1%、105.1%、132.0%、148.7%。尤其是2011年，因为调控的原因，绿城资金链几近崩断。银监会甚至下文，要求信托公司开展同绿城信托业务的调查，绿城股价一个星期跌了30%。

在危机时刻，因为寿柏年的原因，绿城找到了九龙仓和融创入伙，缓解了绿城的资金危机。实际上，如果不是当时的九龙仓和融创输血，绿城或许早已不在。

“对我来讲这个决定肯定是一个重大决定，但是这个决定肯定不是一个太痛苦的决定，相比较有成千上百亿的房子卖不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可以认为宏观调控取得一个阶段结果终于逼着绿城要做股本改造了。”宋卫平在2012年九龙仓入资前表示。可以说，这已经是宋能够找到的能出钱的最好买家了。

但入股之后，宋卫平和九龙仓的合作却一直难言和谐。宋卫平在发布会上评价九龙仓是非常受人尊重的，非常稳健和保守的一家企业。但认为九龙仓是标准的港资企业，香港人管公司和内地人管公司，在60%以上的方式和内容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九龙仓比较适合在香港发展，到内地发展，九龙仓的本土化程度不够，尤其是当面对整个绿城5000多位员工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有一些挑战。

“我和股东之间有分歧，我希望将养老、教育、商业配套等内容整合到上市公司里面去，成为中国不但能造最好的房子，还能提供最好的服务的开发商，但其他股东很犹豫。我们花了20年心血探索出来的东西，好像是‘嫁不出去的女儿’，我不愿意受那个气。算了，上市公司我不做了，就交给老孙（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去做，老孙的吵架能力比我强多了。我自己去做养老，去做现代农业。”宋卫平把这个理解为“有舍才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