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夏斌：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4）
5.关于市场出清问题
笔者之所以在今年3月北大一论坛发言时强调，经济结构调整要坚持市场出清原则，是因为市场出清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讲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中讲得最少、做得最差、政策最不配套的一项工作，直接影响了深化改革的效果，影响了经济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进程。应该认识到，我们既然已容忍经济增速的下行，又承认当今的时期特征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那么理应必须承认，市场出清是该市场逻辑的必然和后续。而且，在经济增速与周期下行时期，要真心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关键就是要打破“八个瓶子七个盖”的局面，要关闭破产一些企业，才能优化配置社会资金，才能真正降低融资成本。目前面临着一部分民企、中小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人们试图从多成立一些民营银行中找出路，方向是对的，但民营银行的经营动力也是利润第一。在“现存的市场”运行下，银行已难以寻找到大批既安全又有高回报的可贷项目。因此政府如果没有其他的特殊制度安排，新增设的民营银行并不能成为解决当前民营、中小及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特别需要指出并予以关注的，曾经在经济增速上升时期发生的、一度被人赞誉并大力推广的企业间“互联互保”经验，当时确实发挥了扩大信贷杠杆力的作用，部分解决了小企业的资金问题。今天，当经济增速进入下行时期，曾经的企业“互联互保”又恰恰成了收缩企业信贷的杠杆，已引起连续、成片的债务链纠纷。
为此，为了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至于出现因部分企业资不抵债、债务链中断而波及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互联互保中小企业，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①要对一些确已资不抵债的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坚决实施关闭破产，冲销股东权益和银行债权。
②对地方债存量风险问题，财政部已提出初步方案(财政部43号文)，表明了中央财政“不兜底”的态度，这同时意味着2015年相关地方政府要做好变卖地方国有资产还债的一系列准备，相关银行、债权人要做好冲销坏账的准备。
③对覆盖面较广的互联互保中小企业，债权债务链复杂(类似过去的“三角债”)，但牵连的企业并非都是坏企业。对此，应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出面协调与指导，各地方政府、银行及相关债权人加快磋商，筹建临时资金池，梳理错综复杂的债务链，隔离好企业、较好企业与差企业，以最大幅度降低被牵连的企业数量。
④当前的舆论不应片面突出“一片救”、“政府救”的声音(包括理财中的“刚性兑付”问题)，而应宣传市场纪律，宣传市场解决债务链的经验，宣传一些企业在关闭破产或“关停并转”过程中如何安排好职工利益、稳定社会的经验，宣传依法处理理财产品纠纷的经验。
6.关于城镇化问题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同时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伴随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同时，近期内如果能快马加鞭，尽可能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对扩大短期内的投资与消费，释放“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工作中的矛盾与压力，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落实关于城镇化规划的进程中，国务院可以一定的行政指令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在2015年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要求公布承诺农民工市民化诸要求的进程时间。由此，去主动暴露一些地方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暴露一些地方的财力不足问题，倒逼加快简政放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服务领域的投资，倒逼加快财税与转移支付的改革。财税制度是国家经济运行中最基础性的制度，积累的问题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某一天对其有个彻底梳理之后即刻全面调整，因为经济的日常运行不能中断。而财税制度中的土地财政问题恰恰又是当前被扭曲的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影响既广且复杂，如果抓住其在短期内欲彻底改革，难度高、震荡大，将引起投资增速直速下降。恰恰此时如果抓住户籍制度这一看似局部性的改革，短期内能释放强制性储蓄，提升消费，中期内能提升投资。而暴露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公共品建设中国家财力如何挖潜与分布的问题，以及市场与政府职权边界中简政放权的改革问题，这一切正是目前改革规划在急需推动的。
7.关于“走出去”问题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化始于美国危机后全球救助策略大背景下中国过多的货币存量和过多的产能，已成为宏观政策选择中不可或缺的思考。这一思维如果在美国危机后的2008年底提出还不易为国人理解的话，闭幕不久的北京APEC会议传递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明确信号，亚投行、互联互通、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决策，其信号已非常清晰。追求进一步的亚太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消化国内产能和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而且可以促进亚太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中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内外共赢的正确抉择。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中国大国外交和国际地缘政治上的长远意义。
在鼓励“走出去”问题上，政府已有诸多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作为补充，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应进一步关注：
①面对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负担与压力之时，可以动用国家资金(央行和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应动员民间资金。在此方面，除需配合资本账户有关规定之外，应彻底放开企业、加快放开自然人的本币与外币自由跨境直接投资、PE投资中的各种行政限制。这有利于培育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提高国民福利，同时有利于减轻国内的货币供应压力。
②除20国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外，应“两条腿走路”，尽可能绕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因素对我战略实施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鼓励民间及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机构合资成立各类中外合资银行、基金等银行、非银行机构，去实施“一路一带”和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
③鼓励企业“走出去”，更应鼓励人民币走出去，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结合的另一层面的长期思考。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所持人民币到境外贷款与投资，除同样能起到消化国内过多产能外，还有助于逐步追求和形成扩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逐步提高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财富再分配能力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在短期内，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在途资金规模、在全球形成多个离岸市场中的人民币滞留，本身均有助于部分冲减国内货币供应的压力。因此，在今后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过程中，主管部门应更多选择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载体的通道，加快通道建设(包括上海自贸区和沪港通等)，逐步放大通道“额度”，减轻外币大进大出的不可控压力，增加中国央行在利用人民币实施资本账户开放中的调控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