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15年之际 中国贸易面临四大挑战（2）

其次，加入WTO后出口的快速扩张和外资流人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为青年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变了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和预期教育回报，影响到了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大量中青年人口的教育投资停滞在中等教育水平上，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中国将面临陷人“中等教育陷阱”的危险，不利于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

再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和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自发的涌向沿海去从事贸易相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工作，这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不断增多。切实关注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既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中的成本和代价，而其中中国贸易在加入WTO后的快速扩张也使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加剧。

报告指出，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模式的演进，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也都在不断变化发展。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经历了多边为主、区域为主、诸边兴起的不同阶段。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在GATT时期初建，迄今为止，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阶段，货物贸易为主阶段。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为拓展全球市场，削减货物贸易关税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首要任务。

第二阶段，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被纳入贸易规则中。1980年代，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贸易中的假冒商品问题日益严重。美国主导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议题纳入到多边体系第八个回合(乌拉圭回合)谈判中。1995年，该回合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三阶段，更多国内政策的议题被纳入到国际规则体系。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涵盖约20个议题，其中农业和非农产品（000061）市场准入是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议题，发达国家则积极推动下，更多涉及一国国内政策的议题，如投资、劳动、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开始被引入国际贸易规则讨论的范围。

第四阶段，更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商谈中的TPP和TTIP是第四阶段规则的代表。从当前趋势看，推动市场开放、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是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基本方向，新规则的范围从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投资规则是重中之重。

面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演变，中国坚持认真、积极回应。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构建提供公共产品，谋求全球治理中主导者的角色定位。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突破了现有规则制定的方法，不强调形式上的多边主义或区域主义，而是依靠现有机制，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或者是其他的务实推进。这一特点是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状况的，是从发展立场出发的制度构建。

聚焦中国新开放战略的前景展望，报告中还指出，无论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贸易协定，在当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形势造成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丧失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共识和支持，因此当前并非推动大规模、全局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适当时机。中国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推动WTO多哈回合。

当前，中国已经具备实力和条件去主动承担多哈回合主要出价方的责任，力促多哈回合尽早结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做出有吸引力的出价、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提供出价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对彼此期望的落差无法弥合。而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有实力、有空间做出关键性贡献，同时带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适当贡献的成员。

其次，中国对“新全球化”的新形态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支持采取诸边的方式进行谈判。这样可以避免协议完全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同时又可以展现中国积极开放的决心，以及获得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最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实施中仍应有针对性的安排和策略。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全球各国的领导者都在谋求适合自身、促进本国福祉最大化的政策和方案，然而，并没有一个通行的准则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

所有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探索都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建立、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也都具有试错的意味，但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地接近最优策略，实现内外和谐、富国强民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