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女王桂芝压力大自杀 网友洒泪称“看到自己”（2）

可这字眼，从2004年9月渐行渐远。当年9月，于振才揽到一桩活，施工中，一个工人失足坠亡，于振才和合伙人每人赔了7万元。王桂芝劝垂头丧气的丈夫。“没事，钱我们可以再赚，日子总会好起来。等以后有了钱，买辆新车，风风光光地回老家。”承德距北京300多公里，13年里，王桂芝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回家给女儿办理在北京上学的证明手续。她总想“风风光光地回家”。儿子出生后，于振才拼命揽活，但活好揽，工钱难要，生意不再像之前那样顺利，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接几个小活，勉强维持温饱。2008年的一天，于振才兴奋地跑回家中：“桂芝，这回我们有指望了。”他在海淀清河揽到一笔为四家民宅主体装修的活。

这单“大活”，最终变成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几个月里，于振才带着他的工程队没日没夜地干。由于雇主的工程款和材料费给付不力，工期一再被延误，于振才没有太多工程预算的经验，支出大大超出预算，雇主却并不愿承担这笔费用。一下子，于振才背了三四十万的债。王桂芝跟着于振才去找雇主说理，“你们讲讲良心，这都是真材实料，房子装完了，哪怕你们付了成本价也成。”人家不理她。

王桂芝第二次回老家，她要离婚。“桂芝说一不二，一定要回去离婚。”于振才以为妻子嫌他没本事，这个家要散伙。未料，领到离婚证后，王桂芝像归置结婚证一样，把离婚证收好，“振才，你看着，虽说离了婚，咱俩还在一起过，我绝不出去找别的家，你好好干。”后来于振才才明白桂芝的良苦用心：三四十万的债，借的有亲戚朋友的，有老乡的，还有跟他一起从老家出来的工人的工资，她怕有人上门逼债，她怕两个孩子听见吼声、骂声，和那些冷冷的眼神。

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要账，王桂芝苦苦哀求，“你们放心，我们家于子是老实人，有了钱肯定给你们。”背负重债，于振才的工程仍不见起色，不是工钱难要，就是工程层层转包、多方克扣，存折早已归零。为给儿子凑学费，王桂芝第一次向大姐借了6000元钱。一天，于振才在工地上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由于转包方拖欠工程款，他发不起工资了。王桂芝冲破人群，放声大哭，“你们不能这样对振才，他这么老实，不能这么欺负他。”王桂芝常常念起于振才被团团围住这一幕，她忘不了。这个家，除了儿女，似乎看不到任何突围的希望。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这双儿女。女儿刚上初一，小升初时，考了镇上的前十名，现在还当了班长。儿子也顺利进入当地的村小学读二年级。每当在学校家长会上，儿女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桂芝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振才，老师又表扬咱们孩子了。”她仍然有希望。她常跟于振才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开两会，解决异地高考提议的呼声高涨，她对女儿说，“秋玉，看样子过不了几年异地高考就会放开。”也是在这个时候，于振才发现，“妻子越来越偏执和多疑。”他常听王桂芝说，邻居又在咬耳朵，看到她走过去却又收口，“他们是在议论我们家吧。”今年10月的一天，秋玉放学回家后说，班级里丢东西了。于振才说，妻子又疑心了，她觉得有人冤枉自己的女儿偷东西。本是随口的谈资，却成了爆炸的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