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赛龙突死之谜 创始人代小权逃税339万有何内幕（2）
赛龙是谁？
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手机研发公司（本文简称赛龙，江西赛龙为深圳赛龙全资子公司），以ODM的方式为海外及国内的手机品牌商提供研发和生产方案。客户名单上皆为摩托罗拉、华为、阿尔卡特、飞利浦、小米、TCL和夏普等知名品牌。同时也为美国Sprint，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墨西哥电信等全球各大运营商供应手机。2006年到09年，坐落于深圳高科技园区的赛龙公司每年可产生利润3000万人民币。2009年开始承包摩托罗拉全球三分之一手机的设计、研发、产品定义、制造生产全流程。
在智能机时代更获得雷军的信任，即便在代小权已身陷囹圄的2017年2月，他依然拿下了小米手机在东南亚市场的销售代理权。赛龙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早掌握手机核心技术的企业，世界上最大的手机设计公司之一。即便是红杉这样的国际资本巨头，也时刻追随着赛龙在国内外手机业务的发展动态。
代小权，赛龙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在国内手机行业名声斐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诺基亚芬兰总部工作6年、华为公司第一代手机技术研发领头者。上市公司怡亚通总裁袁海波曾评价，代小权在美国市场取得的成就，业内至今无人能达到。丰富的专业和海外背景，让这位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渴望乘着移动智能终端崛起的浪潮，打下更伟岸更长青的基业。
不甘囿于设计、研发后外包制造的生态局限。代小权试图寻求完成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量产的全产业链闭环，进而成为手机等智能终端领域最大供应商或研发制造巨头。这个目标达成，需要土地、资金、生产线、用工、税收等资产注入和利好政策的支撑。
恰逢此时，江西省共青城抛来了橄榄枝。2010年9月经招商引资，赛龙被带入江西省共青城市，随即实际投资3亿人民币成立共青城赛龙公司，是深圳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对中部地区刚刚成立县级市的共青城来说，赛龙俨然是鹤立鸡群的企业明星。
很快，代小权将深圳的富士康生产线移到共青城开发区，建立属于赛龙自己的手机生产基地，以保证稳定的产能输出和品控管理。在共青赛龙的带动下，先后50多家手机企业落户共青城。共青城手机产业迅即从一片空白，变身为国内手机行业的焦点地区。
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称“共青城赛龙”）成立之后，业绩便迅猛发展。总员工5000余人，仅在共青城当地雇佣员工超过3000人，购买获得500亩土地，搭建制造生产线与厂房。代小权打造手机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环节的产业链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中国的手机行业内，小权具备很高的知名度。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在拉美和印度都是当地前几大供货商。”某国内知名天使投资人评价。
从2010年10月开工运营到2013年6月，生产并出口的各类型智能手机创汇3.3亿美元，实际完税近6000万元人民币，应获国家给予的出口退税额1.5亿美元。稳居共青城市纳税第一大户，创汇第一大户，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隶属地级市）第二大户，创汇第一大户，江西省创汇第五大户。由于出色的商业贡献，身为当地著名企业家，代小权甚至获选当年九江市政协常委。
2013年之前的赛龙鼎盛时期，最高年厂值可达40亿。名利双收，意气风发。此时代小权和他的赛龙，在当地政商民三界眼中都是那颗捧在掌心里的夜明珠。
地方突变，争夺赛龙股权
谁曾想，翻手云雨，这颗耀眼明珠竟突然而蹊跷的瞬间坠落。2013年6月，共青城政府领导层突变。黄斌就任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书记，改组领导班子。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缘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 “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至此，多米诺的第一枚骨牌被推倒。以产品代工和出口为主营业务的“赛龙系公司”迅速陷入困境。作为面向海外市场的手机ODM研发生产公司，资金密集型特征使稳定滚动的现金流对赛龙生存发展至关主要。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在此之前，从2010年到2013年中期，为支持实现订单，共青城赛龙先后共向共青城财投公司借款12亿元，用作购买物料的流动资金。共青赛龙在实现订单后陆续还款8亿元。由于这次意外“收贷”事件，致使向共青城财投公司剩余的4亿元贷款无法偿还。
关于共青城“严重收贷”的理由，代小权至今始终不解。他如今在看守所里对钛媒体回忆，2013年6月开始由于华为手机业务需求上升，赛龙公司两个月的在手订单近10亿元，全年近60亿元。
“订单足够，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断贷，绝对不会出现资金链问题的，更不会还不上剩下的4亿贷款”，代小权说。2013年12月，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在作为当时共青城政府的经济顾问仅两个月后，调任共青城任副市长。新官上任，詹政立即找到了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
这里的举债，就是上文所提，赛龙公司向共青城当地“财投公司”（政府平台融资公司）借贷剩余未还的4亿元。融资协议中，共青城赛龙用自购的500亩土地作为抵押，贷款约4亿元。（抵押土地当时银行估值4亿元。除去工厂和设备，当前该抵押土地价格已达7亿元，资可抵债。）
严格意义上，“财投公司”并不属于政府部门。故债权人并非詹政所提实际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可贷款还是停了，赛龙系公司整体几乎就要陷入瘫痪。更为诡异的是，2013年10月12日夜，一场没有通知实际控制人代小权，以及主要公司董事参与的公司整改会议，在共青城赛龙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共青城市金融办主任王卫华主持。
会议整改目的明确：1、将赛龙系所有子公司并入共青城赛龙，共青城赛龙作为新的赛龙系总公司。2、重建管理层，分化原有管理层的经营权，政府指派的副总有一票否决权。3、现任管理层以期权激励为名目进行股权转让签发。
第二天，不知情的公司创始人代小权，才通过邮件接到了这次整改会议的决定。此时，与会的其他人都已开始执行决议。在整改会议纪要中的参会人员里，没有一位公司董事等主要股东出席。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2014年2月27日，奔忙需求融资救厂的代小权，被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以讨论公司重组的缘由叫回共青城，在机场詹政带着几位随从直接将代小权带入共青城茶山宾馆。强收所有证件，派公安24小时轮流监视，毫无缘由地拘禁长达两个月。
拘禁期间，时任副市长詹政开始向代小权直接索要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股权。方案为，将股份结构划分为代小权34%，詹政为代表的政府33%，“整改后”的管理层33%。
代小权在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描述当时的景象：“在拒绝这一提议后，詹政恼羞成怒，用一壶开水泼向我脸部造成烫伤。用尽侮辱的语言，威胁要将我永远关进监狱，剥夺人身自由。鼓动包工头持刀棍围堵我的居所，当时病例结果显示三级高血压的状态。”最终，代小权默认了詹政提出的重组和股权方案，随即被放走。
三年后2017年5月，赛龙公司逃税罪的一审法庭上，代小权的代理律师向法官陈述该非法拘禁、强行敲诈股权的行为和证据，当庭法官和检察官均无回应，也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意见。
这之后，虽然代小权被强行索要成功了好几次赛龙公司股权，都侥幸保全原有工商信息未被执行成功，得益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在由于共青城赛龙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连锁反应。深圳赛龙也出现了经营困难，拖欠了深圳本地供应商的账款。由于催债而衍生的措施，深圳供应商一起将深圳赛龙告上法庭，列入被执行人名单，从而冻结了整个赛龙系公司的工商信息，无法完成股权更迭。客观上，一定时间内保全了代小权的法人代表身份和股权结构。但是这也并没有阻止地方势力强势夺取了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