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让中国有钱人都在国外消费
如今随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上，富裕的时候人们也懂得了享受最好的生活质量，如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游玩了，甚至移民外国。但是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旗下部门调查发现中国游客出境游总支出为2.3万亿人民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有钱都要去外国消费呢？原来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会让中国有钱人都在国外消费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日益频繁的出境游花费颇巨。而除去机票，酒店和住宿，购物就成了境外消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令人称奇的是，大量国人从西方发达国家购买的，往往是中国制造商的高端商品，完成了一个中国-欧美-中国的诡异循环。
这个现象并非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战后黄金年代的日本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令当时的日本政府非常头疼。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深入解析这个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珍贵的贸易配额，造成这个奇怪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出在国际贸易配额身上。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只有在低档购物中心和地库才能见得到香港生产的纺织品，价格便宜，品质奇劣。几个家族成员和几台缝纫机就建立起一个服装帝国。意识到低端纺织业被架空的美国和其他“先进之邦”，以配额约束了香港的纺织品进口数量。于是十年间，香港成衣质量急升，价格暴涨，甚至将部分美国高端品牌打出市场。七十年代末，当香港的富太太们乘坐飞机，到美国高档商场购买衣服，买回来的都是香港货。
这个大反转的唯一变量，就是香港成衣出口的数量，从无限制变为了有配额。服装生产商和外贸商的策略当然大受影响，做出了改变。
从缝纫机小作坊
必须进步到工业化的制作车间，在被限制配额之前，大多数工厂的目标受众就是低端消费者，通过代工量产，同样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若要想革新技术，以求出产高附加值成衣，投资后，收回成本周期显然太长了，很少有人有动力这么做的。出口一件100美金衬衫，所得的利润与十几件10美金衬衫相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生产前者呢？
但配额出现之后，每件衣服必须要获得一个配额才能出口，衣服的单价就成了有价值的概念。出口一件低价成衣获得5美元利润的代价，是失去出口一件高档成衣所带来的50美金利润。没有人会傻到固执己见地生产原来的商品，这时投资革新技术提高质量，就变成了一件必要的事情了。这就是宝贵的配额给出口商品价值结构带来的变化。
新时代的香港纺织成为了一个走高端路线的产业，不过这另外还带来了一个奇效，那便是提高了港产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占有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香港是亚洲唯一一个能够自由交易配额的地方。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推动下，配额会流向优势生产方，生产出的商品自然能将竞争对手打出市场，例如当时香港的主要对手韩国和泰国。
香港的成衣制造，从此成为东亚经济的一个标志物，这个问题和现在中国制造业面对的情景如出一辙。签署了世贸协议从来不意味着商品无限制自由跨境，参与各国还是要遵守贸易配额的限制。贸易配额的存在，旨在保护各国产业不因进口产品过量而受损害，角色有些类似反倾销法案，只是层面更高、形式更好看。
但无论外壳多么高大上，本质上在贸易配额化过程中，政府代替了市场的作用。商品出口量的多少不再取决于进口国市场规模的大小或者商品价格的高低，而是受到了政策的限制。
贸易配额的存在，让中国的制造商们和当年的香港服装商一样，只能设法把单品做到极高的品质，从而从每一件商品里获得更多的利益。但这些高档品想要和国外本土的竞争对手对抗，又必须尽力降低价格。这样真正价廉物美的产品，当然让中国消费者不惜远渡重洋也要去剁手。
关税的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是关税的设置方法。谈到关税，一般认为，设立关税有两个目的，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国内产业。从类别上又分为：从价税，从量税，复合税和选择税。受高关税保护的日本农业，贡献出了这样的农产品变态价格，一颗苹果价值人民币120元。
从价税是根据商品的价格，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从量税则是仅按照货物的重量或者个数来收税。复合税和选择税收仅仅是将从价税和从量税，按照不同比例揉合罢了。
为了解释这两种税收制度，我们可以先借法国两种的不同收取水电费的方法来说明。在法国，水电费的收取有两种方式：其一和国内一样，是按用量打表计费；其二则是按房间或人数来计费，有相应的公式计算每个人/每平米应该缴纳的税费。
前者无所谓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和电器，也不管每一个人/电器使用的资源量分别是多少，只统计最后的水电消耗量。用的水电越多，就一定会收到更高额账单。这和从价税非常相似，出口商品无所谓单价，最终出口的总价格越高，进口国海关所收取的税收也就越高。
按用水立方计费看似合理，结果因为水管破裂，法国一对夫妇收到了如此天价费单后者则按人头收费，只统计使用人数，却不管这些人用了多少资源。所谓的收费，只是对人们使用资源量的预估在收费，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所以既然只是按照人头收费，那有什么理由不多用点呢？
让在德国居住的人瑟瑟发抖的有线电视费也是按人头计算的，没电视也要交，这种计费方式类似从量税，无论一个出口商品的价值是多少，所要纳取的税收都是海关预估的相等价格。结合刚才说到的出口配额来看，一类货物无论优劣，在一年内缴纳的税款竟然是一样的。
英国曾经按窗户数量收取房产税，结果逼出了一批没有窗户的房子，下有的对策上面永远想象不到，既然如此，供应商就一定会生产高附加值的商品，提高每一件商品的价格，从而在扣取税费之后获得更多的利润。正如在计人口的水电费收费模式下，每个人都倾向于尽可能地提高资源消耗量，反正又不用再多交钱。
举例来看，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对从美国进口的橙子和苹果等水果采取了从量税。几乎一夜间，所有的出口商改变了采购战略，将普通苹果换做纽约出产的优质甜苹果，将橙子换做西海岸香橙，以谋求利润最大化。
今天的国际贸易中，海关关税不可能全部都是从量税。但在这四种税收制度中，从量税所占比例仍然是相对较高的，一般要高于单一从价税。其原因就是从量税计件，统计成本较低。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单一从量税占到总税额的33%，在发达国家中，即使是表现较差的挪威也有28%的海关税收来源于从量税。
对于中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来说，从量税的存在让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在每一件产品中都获得足够的利润。商品的品质也就因此水涨船高。
但商品的品质和价格也是不可能无限制上升的。为了应对进口国本土同行的竞争，中国制造的产品必须或者让品质高到对方无法企及，或者在高价格下适当让利显得价廉物美，才能生存。而这两种产品，无疑都是中国消费者也想要的，对海外中国制造的抢购也就不足为奇了。
品质管控的后果
最后一点，是中西方对产品品质和安全的监管制度。从建国后到进入全球市场之前的几十年里，国内长久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本质上是参与了一个定向分配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制造的产品款式、品质、价格都根据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目标指定，所生产的每一件商品也会被定向分配到指定的消费者手中。
这种经济体制不能说全无好处——至少计划经济下生产零浪费、企业和职工零竞争压力。但既然无需担忧如何抢占市场和产品的销路，恐怕只有真正狂热的马列信徒才会苦心经工厂和产品线。把劳模树立为人品楷模的时代，正是因为劳模太稀缺了。政治觉悟不够高的同志们，一定会费尽心思混吃等死。在这种大前提下，产品的质量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在江主席时代早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背靠中央政府的公有制经济实力强劲依旧。类比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和现今的国企，无论是在人事制度，还是生产资料所有方式上看，后者都是对前者的一种惯性式的传承。性价比，尤其是在性能一侧的的提升，往往还是要让位给低效的分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两害只能取其轻。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富余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选择以次充好，先满足供应量。上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过这些问题。但在问题转移到海外后，执政者深谙其中的奥秘，把法规和监管制度跟着社会生产力一起水涨船高。
但既然是出口产品，那就得按照进口国的游戏规则来玩，中国对应那些市场的产品质量就会高些。同样的，在保证这份质量的同时，为了与本土品牌竞争，价格也必须适当下压，造成了引人购买的局面。而相近品质的货物出现在国内市场，由于多年来人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货的不信任仍有遗存，反而得不到青睐。小富之家一旦有了闲钱就想到国外去购买相同的东西。
海关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出口商品品质高于本土商品，同时保持有竞争力的价格，令人汗颜。“中中贸易”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国人脸上。不仅如此，大量外汇储备流失的局面也令人担忧。而这一切，殊难说得上是消费者的爱国觉悟问题，而完全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没有人不喜欢物美价廉的产品。不过人们大可不必担心“中中贸易”会有深化的趋势，因为中国入境处的海关早已看透了一切。
人肉代购产业被严格限制
前年起，价值超过五千元的私人物品，需要缴纳额外关税才“有可能”能入境，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缉私小分队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般兵临城下的感觉，他们能用最短的时间打量国人的面部表情，从而判断你是否合规。海关不可侵犯的威严，使得在出境人次递增的情况下，成功地减少了2017年国人26%的境外购物（对比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