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阻力之下艰难行进的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新领导层一直提倡限制政府这只手在增长中的作用，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都认为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足够，下一步政府也已暗示需要籍扩大内需来平衡经济的增长。

央行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上个月取消了贷款利率最低0.7倍下限的规定。但中国政府想要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还面临着层层阻力，这些提议可能会被稀释，或无法在年末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上讨论日程。

1978年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功接掌了中国经济的方向舵，开始了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征程。并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缩减国有企业规模的方针，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企业被出售兼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下岗。

此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的带领下的工作小组正在制定一个全新的经济政策提案。刘鹤是一位极具才能的技术派专家，拥有非常坚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在金融界有近20年的工作经验，是一位著名的市场导向派改革者。中国的新领导层被期望能停止高度依靠投资和补贴、低利率贷款还有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增长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新的政策可能包括解除土地所有权和城市户籍的限制、调整税收系统为资金紧张的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放松对资源价格的管制等。同时排在日程表最前面的还有金融利率改革和提高的跨境流动性改革。

然而很多预期的改革将会损害某些国企的利益。比如国有银行将会被迫付出更高利息来吸引存款。在尚未确定新的增税政策是否能弥补新增人口带来的政府支出时，地方政府将承担支出更多的社会福利的压力。

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说：“人们对财政改革寄予了太多期望，但是我觉得改革的实质性进展非常有限，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很难平衡。”

中央领导人的目标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力促进城镇化发展，因为李总理认为让更多人口进入到城市可以增加私人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推行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国家发改委的一位相关研究员表示：一个政府工作小组在拟定出的城镇化工作计划会因为政府其他的部门和机构的种种阻力而使具有争议的改革提案被删减或改动，这种情况目前还难以改观。

如果改革允许城市里的2.6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福利待遇是又会抬升房价和增加教育系统的压力，同时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地方政府面临更多的财政支出的压力。

（正在排队返回新疆务农的民工们/新华社）

改革计划中的户籍制度开放的提案也会因为地方政府迫于保护本地中产阶级利益的行为而不了了之。

根据WSJ的报道国贸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想改革，那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这中间仍然有很多争议存在。

根据政府最新的一些城镇化工作的消息，户籍改革将先在一些中小城市开展。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育川提到：

大致上政策制定者是希望促进外来人口进入中小城市的，但是这里有些问题，因为具有高生产效率的外来人口更倾向于移民大城市。

总得来说，鉴于中国高层领导目前专注于城镇化的工作进展，所以最后成型的提案很有可能对城市户籍制度做比较大胆的放开。

一份难产的改革计划也同时反映出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协商党内各种意见和势力的政治流程来推动改革的艰辛程度，咎其根源来自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导全权负责的制度，这样形成的权利网络甚至导致某些已经被换届的领导依然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一位没有直接参与制定改革草案的发改委经济学家谈到：

通常一份重大的改革草案都要用两三年时间去完成，其过程是相当漫长的。

（来源：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