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方版“4万亿”摸底：大体量投资存隐忧（2）

投资率：由西到东递减

虽然各地经济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不断加大，但具体到各地，则有比较大的差异。

本报记者对全国30个省市区（因甘肃未公布数据，故没有计算在内）统计发现，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多省区的投资总量接近甚至超过了GDP，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最高的几个省区均在西部，其次是中部，东部发达地区几个省市最低。

统计发现，投资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贵州，两省均达到了135%。其余超过100%的省份中，除了辽宁，其余如西藏、宁夏、陕西等均为西部省份。而像重庆、四川、新疆和云南等中西部省份投资率虽然没有超过1，但也都在80%以上。

东南沿海省份则集中排在最后几位。其中，上海以24.26%的投资率垫底，广东和北京也均在35%上下，浙江、山东、江苏虽然好一些，但也只是在60%左右，与中西部有比较大的差距。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表示，投资拉动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就越是投资不足。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的权重就非常重。”

“这也是符合目前西部实际情况的一种选择。”胡晓登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西部地区出口的绝对量很小，由于经济滞后，内需消费也十分有限，投资才是最主要的动力。

“这两年贵州的招商引资是好戏连台，这对贵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晓登说。

刘成玉表示，东部的产业基础比较好，产业链也比较完整，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可供开发的新领域和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东部是先有产业，再有城市化。相比之下，西部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框架，再慢慢集聚相关的产业和人口。

“西部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省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说，只有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改善西部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效拉动消费。

胡晓登表示，与中西部相比，沿海地区的出口贸易下滑，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时机，因此发达地区的投资可以向更先进、更优化的方向投资，而不宜再投资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再大规模投资也已不可能。

目前，东部的一些城市投资率都比较低，以广、深为例，广州投资率仅为25%，深圳的投资率在各大城市中垫底，仅有16.7%。

投资依赖的隐忧

尽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但过度依赖投资的隐忧也同时存在。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我国目前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了20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的力度以期拉动经济，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而这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负债和金融风险。

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政府性债务后，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

广东当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浒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相当多的城市近几年来的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其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40%到60%，有的城市甚至达到一般预算收入的2倍多。

彭澎担心，在地方对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更不会有动力去严格调控楼市。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地方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就会选择发展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回报最快，收益率也最高。”

不过对于高负债带来的风险，张宝通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经济与国外有明显不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国有资产做后盾，不用太过于担心负债风险的问题。

在负债风险之外，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在走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大。

“现在感觉整个经济转型还是没有转出来，基本上还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真正的转型升级和科技投入基本上还没有太大的改观，整个经济基本上还是以规模扩张为主。”陈金龙说。

“现在全国从政府到整个企业，还不是转到怎么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基本上还是靠大投入大产出。”陈金龙表示，“相比之下，规模上的扩张比较容易，而内涵式的东西需要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所以这一块走得比较难。”

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过剩。尤其是在城镇化的推动下，现在各地都掀起了新城（区）建设的热潮。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等12个省区调研时发现，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在造城运动之下，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其劳动力和承载力、实际的居民居住率都不会高，从而形成类似常州、营口、鄂尔多斯等“空城”、“鬼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