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未来3年需25万亿 钱从哪儿来待破解（3）

城镇化撬起“大改革”

城镇化绝不只是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和改革中的分量几何，跃然纸上。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氤氲，新型城镇化的概念逐渐明朗：非人造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完成这一转型，往往涉及城乡统筹、土地制度、楼市调控、粮食安全、投融资、财税体系、地方债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

正如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任务，每一项任务都无法在城镇化的真空里完成，而是要借助与其他改革的咬合，才能形成前进的动力。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叩关社保改革。农民工未能市民化，一直是城镇化的短板。52.6%的城镇化率，如果将没有户籍、未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那一部分人口“划出”，仅为35%。因此，不解决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解决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养老、医疗和教育福利，农民工就谈不上市民化。根据会议，建制镇和小城市的户籍限制率先破冰，以期以相对小的历史包袱和改革成本，让新型城镇化摆脱空转。

提高城镇用地效率，是因为如果继之以粗放的城镇化，耕地红线是守不住的，那样就是一个两难：要城镇化还是要粮食安全。在此项任务中，粮食安全和土地制度是绕不过去的改革。

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则涉及到地方债务，涉及到地方财税金融体系。严控地方债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的定调，如此，中国城镇化建设将不得不摆脱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一套模式，势必要建立新的融资模式，比如市政债券的可能性。如果新的路径未破壳，新型城镇化还是难免落入旧城镇化的窠臼。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逐步发展形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外的城市群，需要面对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问题。此外，房价问题也需直面。因权力层级不同而导致资源集聚的不同，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形成级差地租。强行“关门”，既无法迫使人口和资源流向中小城市，也无法抑制大城市房价的不断飙升。

而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和加强对城镇化管理，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环境保护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动真格的。而如今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已为城镇化制造了一个更高的门槛，环保已不能再是表面文章了。

改革环环相扣。人们期望城镇化改革能够带动上述一篮子的改革，而不是被上述一篮子改革给拖住。时间，最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