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明年货币政策将有重大调整
中国高层延续了此前的措辞称，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表示，明年货币政策的内涵将有重大调整：货币政策将在“微刺激”常态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对宽松的取向，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人民银行将强监管措施，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利率调控的政策效果。
中央政治局称，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延续了此前的措辞，但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指出，明年货币政策的内涵将有重大调整：
一是货币政策将在“微刺激”常态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对宽松的取向，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二是与“稳健定位、积极操作”的货币政策相匹配的是“强监管”“金融改革”；三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利率的预期管理，加大利率调控的政策效果；四是进一步采取“定向宽松”政策，强化货币向实体经济的渗透。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将继续延续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的方式将作出调整：
一是总体财政赤字率将进一步提高，预计赤字率可能提高到2.5%左右；二是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使结构性减税得到全面实施；三是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进程中加大对于地方资金的扶持。
他还指出，金融改革将是2015年改革的核心之一。从目前所拉开的序幕来看，其顺序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2)以资本市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实施为起点，逐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去杠杆”措施；3)以“沪港通”的实施和“自贸区”政策的落实为基础，逐步拉开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4)以城投债的治理为起点，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的债券市场；5)以地方债的全面发行，进一步丰富中国的国债市场及其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
金融改革的核心依然是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二是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的构建。
以下为陈雨露接受大公报采访的全文，刊于2014年12月8日大公报整版：
大公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也被视为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期。如何理解“新常态”的内涵？政府的宏调方式和手段如何应变？
陈雨露：中国“新常态”在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新常态”近年来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别。
一是它不是一个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
二是它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它不是一个增速不变的常态，而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
三是它不仅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危机救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不断凸显中得到重构的过程，一个风险在不断暴露中得到缓释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四是它不仅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的产物，因此，中国“新常态”更具有复杂性；
五是它不仅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之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发达国家的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突破传统宏调治理教条
这些内涵决定了新常态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必须与传统框架有本质的区别：
一是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不仅是世界经济周期回落的产物，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发生拐点性变化，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产物，因此，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中国“新常态”时期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而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当前必然的选择。
二是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底线管理、“微调”与“预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之中。按照目前的计量测算，中国增速回落中70%是结构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又具有较大的易变性。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新常态”时期既不能简单跟随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盲从于新古典主义。
三是突破“数字教条”，一方面在面对结构性趋势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动面前，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
四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
五是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的教条，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
六是突破传统宏观调控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七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构宏观经济调控的框架及其传导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