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鸡养猪如何养出“创业板第一股”（2）
这一被研究机构总结的“轻资产、高回报”的“公司+农户”模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被无数同行学习和模仿，但总是被形容为“看得见、学不会”。
在温氏工作了十余年的温氏股份董事会秘书梅锦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这些研究者们都忽略了一个关键背景，“其实温氏的商业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二十多年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从先董事长到现任管理层都非常注意各方劳动者的利益平衡。”
在梅锦方看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下，农户还是属于弱势群体，“你不去考虑他的利益，他也不会跟你长期合作下去”。
“生意人每一单生意都要赚钱，但企业家会认为，今年亏了明年我还能赚回来，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把事业做大。”梅锦方表示，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是“商业计算”，而是近乎某种“企业性格”。
六百多篇论文
“温氏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进步”，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1992年他们曾请来华南农业大学两位教授为新兴县养殖企业讲课，最后两位教授一直跟温氏合作到退休。
当时，温北英就以10%的技术股权形式邀请华南农业大学与公司全面技术合作，后来渐渐发展到“产学研一体化”基地模式。
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知网”网络数据库中的检索显示，以华南农业大学为发表单位的温氏集团论文便达六百多篇，涉及疫病防治、养殖技术到经营管理乃至三农政策等诸多领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温志芬亦兼任华南农大客座教授，并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
这在养殖企业中并不多见。不仅帮助温氏在养殖技术上进步，而且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视野上也与传统的“乡镇企业”有了明显不同：早在1990年代初温氏便在华南农大的技术支持下，开始了自建局域网式的“信息化管理”尝试；到了2005年，经营规模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温氏，在企业管理软件巨头金蝶配合下，建立起“量身订制”的集中式信息系统（EAS系统）与集团运营决策支持数据平台。
这一系统不但能及时反馈全国各个区域市场销售状况和经营数据，而且还能直接观察到养殖户联网猪舍每一头猪的养殖数据。
在温氏“起家之地”簕竹镇石头冲村，“自动化养鸡示范户”温志开的妻子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2012年前他们两夫妻一起能养六七千只鸡，而她现在一个人管着三个大棚里的18000只鸡。
骑着摩托刚从山上回来的温志开则告诉记者，空下来的他在2013年又包了几十亩林地种桉树，“两年后就能砍了，到时看看能赚多少。”
这种自动化改造，大大解放了农户的生产力。养猪户黄植强的一栋自动化猪舍可养猪1000头，只需他一人管理；而另外两栋尚未完成改造的传统猪舍，一共只能养800头猪，还需要另外请两名工人。
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兴县现有八千余户养鸡户，多年以来平均养鸡规模在六七千只，“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两个人在家也只能养这么多”。但是随着自动化养鸡技术的推出和不断完善，近两年养鸡规模达到3万－5万只的“大户”已经有两三百户了。
“前两年温氏给我一个数据我不信，打电话到养户家问他养了多少只鸡。”该人士说，他看到的数据是3万只，但到打电话时才发现“人家已经养到5万只了”。
“养鸡和养猪都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你可以适应周期但不能回避周期，”梅锦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像2013年和2014年就是“鸡周期”和“猪周期”共同的低谷，对企业利润影响很大。对此温氏通过这些信息平台所作的前期信息搜集分析，一方面控制规模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利用多元化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套保以减少损失，“前两年我们养殖业收益才两三亿元，但投资收益也搞了几个亿，对利润下滑有个缓冲作用”。
与此同时，温氏对养殖户们的收购价格仍然稳定上涨。“涨幅也许不太大，但是能保证你劳有所得。”梅锦方表示。某种意义上，庞大的温氏集团就象市场波动的“缓冲器”与“安全垫”。
环保中的危与机
“既然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关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小规模的散养户？”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这个问题，梅锦方沉吟片刻：“不好找地”。
这是温氏面对的新问题。
随着近年农村土地功能调整和流转增加，养殖大户们不时发现自己看上的地因为是基本农田而没法承包。
同时，随着各级政府对环保的重视，许多地区划定了严格的“限养区”和“禁养区”，养殖规模也难以扩大。
“2000年前你来新兴，一进城就闻到满街的鸡猪屎味”，前述畜牧部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环保政策，许多有机肥加工厂把收来的粪便堆在街道旁晾干，“连新兴本地人也受不了”。
但现在，“满城粪味”在新兴已成历史，近两年又成立了新兴江环境治理办公室，“把沿江附近的养殖场都清理了”。
环境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但对于农户们而言，“环保指标”却成了他们扩大养殖规模“政策红线”。
养猪大户为黄植强为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是一户养500头猪（一年两栏1000头）还不如出门打工划算，因此散养户近年逐渐出现“弃养”现象。
他指着自家猪场旁边一片抛荒的耕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没法包下来，是因为“没有指标”——这个指标，是指政府根据猪场的粪便污水处理能力，为猪场设定的“养殖上限”，要提高养殖数量，就必须相应提高环保排污处理能力。
黄植强说，猪粪可以通过固液分离机干燥后作为有机肥或鱼饲料，比较难处理的是猪尿和污水——必须在净化池中通过水浮莲等植物分解后，再排入鱼塘进行二次“生物净化”，此后才能排入沟渠，“直接排放是要罚款甚至关场的”。
但对温氏股份而言，“环保红线”并非仅仅意味着成本与风险。
梅锦方坦承，由于畜牧业的环保概念刚提出不久，公司在这方面“找不到什么现成的经验和技术”，只能自己摸索创新，比如联合技术研究部门对各种地理和气候环境下的环保模式进行专项研究，设计出符合不同区域特质的环保技术体系和实施标准。
就在黄植强的养猪场旁，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桶状的设备。“那是温氏在这里测试的净化装置”，黄植强说，公司技术员已经来“搞了好几个月”，现在的净化效果还不太理想。
“你看外边玻璃管里的水还是黑的，什么时候能变成透明的，就表示这个水可以直接排放了。”黄植强听说，温氏最近在韩国找了一家技术公司合作，“过几天可能韩国公司的技术员也会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