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推“一带一路”建设 集聚我国优势产业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和名片。合作区不仅使我国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也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与成本。
对于东道国而言，这些合作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不仅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力地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由于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也存在一些瓶颈和不足。
“如果能以这些经贸合作区作为支点，‘一带一路’就能更加落到实处。”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他将中国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称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承接点”。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和名片。合作区不仅使我国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也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与成本。
由于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也存在一些瓶颈和不足，如园区定位不明确、盈利模式不可持续等。专家提醒，政策风险、区位选择等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产业园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推进产能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我国企业在境外开展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合作的集聚式发展平台。
对于东道国而言，这些合作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不仅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力地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
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共在36个国家建成初具规模的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其中，56个合作区分布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境外经贸合作区有效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东道国引进外资的交易成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卢锋指出，当前吸引中国投资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欠发达国家，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等相对欠缺和落后，而这样的投资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合作区则提供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园区有限的空间点提供有利条件，实行降低关税、减少官僚主义等新制度，创造新的经济环境。“这是借鉴了我们‘特区’的做法”。
这些“特区”不仅往往可以获得东道国提供的土地、税收、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也使政府便于保护企业。在地缘风险突出的国家，中资企业“抱团”经营比“单兵作战”能更好地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规避贸易壁垒也成为一些合作区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产品从中国出口会受到欧美的“双反”调查，但从其他国家输出则没有障碍。例如，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柬埔寨尚未遭遇发达国家“双反”等贸易壁垒阻碍，并且可享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给予的特殊贸易优惠政策及额外的关税减免优惠。
此外，我国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建筑建材等优势产能通过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一批合作区实现了有效转移，同时也满足了东道国的发展需求。
服务企业“走出去”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探索在十多年前就已开始，1999年，海尔在美国投资建立了海尔工业园，而那时园区主要是为开发企业所用。
2006年，商务部公布了《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宣布建立5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企业在境外建设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这一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的新平台由此兴起。
“在几次走访非洲合作产业园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到一些国家利用合作区推动发展的政策意向更加明显，这个模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卢锋说。他指出，一个合作区产生积极效果和良好反响后，便形成了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更多园区的出现，也使其他国家得以借鉴，从而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阵和前方哨，已进驻境外经贸合作区里的企业，正享受着政策的便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入驻海外的企业，提供政治、商业方面的风险保障；国内银行给予相应融资支持，提供部分优惠和便捷；各省市地方政府出台了配套财政政策。
地方政府对境外工业园区建设展现了极大热情，希望借此推动地方优势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以辽宁省为例，目前已推动省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家初步规划建设了10个境外工业园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会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选择入驻产业园区。对于经营商用车组装业务的亚非国际莱基自贸区公司而言，位于尼日利亚各斯州东南部的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园内企业以商贸物流和生产制造业为主，背靠广阔的市场，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
亚非国际莱基自贸区公司总经理孙煜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产业园的政策相对集中，园区对当地政策法规比较了解，而且会帮助企业进行一些在当地的推广。”
据了解，很多合作区都对入园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在帮助企业发展和处理当地政策关系上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泰中罗勇工业园为入园企业在泰国的注册、取得各项许可证提供帮助，并在企业遇到问题时出面协调。
境外经贸合作区聚拢了一批相关企业，打破了企业家和投资人对地域的陌生感和不适感，帮助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从“心理”上做好准备。孙煜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民营企业来海外做生意，从心理上希望可以找到可以相互依靠的对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些企业管理者希望园区可以在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融资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如何为中国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不同的企业对园区的服务需求也有差异，比如一些企业劳动用工需求大的话，这就要提前和相关政府机构、人才机构沟通，通过特定渠道来招聘；又比如我们以前对入园企业的市场开拓并不会介入，只提供咨询，但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比较信赖我们，希望帮它们联系销售渠道、供应商等。”泰中罗勇工业园副总裁吴广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吴广云称，园区的任务不仅仅是把企业引进来，更重要的是让企业长期在当地扎根发展，因此目标是将园区打造成一个园区管理服务机构、入园企业及企业外部配套机构(包括人才中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代理商、供应商等)和谐共生的园区产业生态系统。
瓶颈尚存
商务部在2016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中指出，2017年商务部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指导中国企业根据东道国实际需求，积极稳妥建设合作区。
尽管数据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确促进了我国的对外投资，但对一些合作区的“回报率”仍存疑问。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学者张嘉楠、龙小宁、张相伟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在苏伊士合作区前三年的年均利润为41.8万美元，但其投资总额已达到8000万美元，投资利润率仅为0.52%。
合作区面临的潜在风险也不容低估。卢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合作区所在东道国承诺的优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条件能否兑现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使企业尽管已入驻园区，却仍面临风险。”而这一风险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更为突出。
在资金方面，产业园区建设先期投入较大，但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资渠道有限，企业在东道国当地融资压力较大。“尽管商务部和国开行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供了投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很多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在东道国金融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借力国内的金融服务。”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中元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此外，在张中元看来，一些园区的建设存在定位不明确，追求产业多而杂的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成本，不可避免地产生浪费，并且产业优势也没能突出。园区是通过企业的聚集发挥产业的集群效应，不是简单地将企业移到同一个地点。”他说，定位不清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
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值得关注。据了解，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盈利模式基本以开发矿产资源和出租开发土地、厂房为主，并且大部分合作区选择了后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路红艳撰文指出，两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须在招商引资时注重将合作区与高成长、高盈利性项目相捆绑，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是园区招商引资困难的重要因素，一些合作区因吸引企业较少导致了厂房的空置。“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如果园区之外的道路、能源、电力等配套较差，企业也不愿入驻。这是中国企业在外投资建设产业园时应该注意的方面。”张中元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研究部副主任相均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相关专业人才缺乏是当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另一个挑战。“之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完成园区建设后就转交给对方，但当前的一个趋势是，外方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希望中国企业承担运营和招商引资，但中国企业在运营方面仍然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