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粤港澳合作深化

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互联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机制，以“通”为基准点和定盘器，推动粤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动。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不仅仅是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还包括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

弹指20年。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旨在为港澳经济输入国家动能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蓝图基本绘就。6月29日，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吴维保透露，目前，广东省发改委已会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家高端智库，初步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定位、发展方向、重点任务，配合国家发改委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上报稿。

“此次大湾区规划编制，香港方面非常积极主动，目前初稿已成，相信不久即可出来，这将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总纲。”参与了初稿修改讨论的广东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丘杉对上证报记者如此表示。

1979年，蛇口的一声炮响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1997年和1999年，香港与澳门相继回到祖国怀抱；2017年，国务院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如今，在南粤大地，在A股市场，大湾区话题炙手可热。

国家为什么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基础和优势条件？又有哪些障碍亟待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又有哪些契合点？日前，上海证券报“粤港澳大湾区”调研组深入深圳，调研了多家拟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上市公司，并专访了中山大学陈广汉教授，此后又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副院长赵细康及多位研究大湾区经济的专家座谈。

赵细康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有着强大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果能提供一个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高效公共服务体系，将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巨型门户枢纽。

大桥即将贯通完成湾区交通闭环

据最新消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近期将全线贯通，预计年底前通车。一桥飞架港珠澳三地，届时从珠海到香港只需半小时车程。

各种硬件设施条件的成熟，是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日前在演讲中特别指出：“港珠澳大桥即将通车，大湾区由此将真正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更加有助于整个湾区氛围的形成。”此外，广深港高铁也将在今年年中测试，并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实现通车。而随着交通等各项基础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湾区城市群也将实现“一小时”经济圈目标。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机场群，客、货运量都位居全球前列。

“从高速公路遍布南粤，到高铁动车联通全国，再到现在港珠澳大桥即将贯通，这些年来珠三角交通及物流已经非常发达，此时提出大湾区规划，确实是很自然的事情。”招商蛇口一位高管如此表示。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国家选择在今年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开发建设，是在各项政策条件、基础条件都已成熟，且在时点上恰好与国家发展战略、政策能够实现无缝结合的大背景下，可谓水到渠成。

全球最大制造业基地的经济基础为湾区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深厚底蕴。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旧金山湾区，未来有望成为超过东京湾区的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城市群，处于全球经济第一方阵。

从区位优势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组成，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及香港、澳门两大对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区域。并且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国家、沿线国家海上往来密切，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

湾区经济还是该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依靠政策红利和低成本要素驱动，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广东即是其中的典型。

然而，综合国外案例经验，当一个省的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时，便要致力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发展开始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进行转变。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所提倡的科技创新等要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将助力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

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

“粤港澳大湾区怎么互通？应该从炒股开始！”广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明在座谈会上半开玩笑地说。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明显提升了内地与香港两地投资者投资的便捷性，他期待在资本及投资方面有更广泛、更彻底的融通。

“携手港澳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畅通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湾区经济。共同建设更多国际合作平台，将广东的制造业优势与港澳的国际化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一起迈向国际分工体系高端。”今年5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点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精髓和意义。

在广东省社科院专家看来，互联互通是湾区经济基本特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能够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并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港澳因素功不可没。自改革开放伊始，粤港澳之间往来日益紧密，粤港澳合作随之加强。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粤港澳一体化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一直持续至2003年，其特点是以“前店后厂”为形式的制造业垂直分工；2003年至2016年是第二阶段，进入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产业横向整合期；现在即将进入的，是以湾区经济为载体共同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的阶段。

从经济层面来看，就是要打造大湾区“经济共同体”，建立开放、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贸壁垒，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成为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畅通、最活跃的地区。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乃至全球发展中的定位，广东省社科院专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打造双能驱动的产业模式，同时利用庞大的消费潜力和创新活力，建造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

具体到大湾区内几大核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广东省社科院专家们的观点较为一致。即从产业角度看，香港将继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继续担当内地与海外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澳门则继续利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发展旅游休闲服务业优势，建设旅游休闲中心，打通与葡语国家的合作；而广州具有空港、海港、信息港、创新港的优势，又被赋予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将起到带动区域辐射能力的作用；深圳则是国家创新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将继续发挥创新功能，引领大湾区在产业、科技、制度上的创新。

“大湾区应是国家动能注入港澳经济的一个端口。这些年内地经济发展动能明显高于港澳。”广东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丘杉如此表示。他曾参与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草案的讨论。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能够结合各个城市的所需、所长，带动港澳及内地经济协同发展，提高各城市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功能和定位，不仅可以帮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中，同时国家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港澳发展和港澳的长期稳定繁荣。

此次接受调研的5家广东上市公司高管，普遍表示期待大湾区规划早日出炉，并开始思考甚至已经着手布局大湾区产业升级。

如：招商蛇口已在太子湾地区加速打造邮轮产业；顺丰控股则加大智慧物流建设，并积极开拓海外业务，顺丰已经占据香港快递物流70%以上市场。顺丰控股董事长王卫表示：“大湾区是互赢、互通、互联，不同角色之间进行分工，赢家则是整个大湾区的所有参与者。各家企业应增进交流，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做出产品和服务，让整个大湾区可以创造出更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则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抓住了反映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几副好牌”：即在未来，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大势所趋。而这个趋势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包括香港、深圳以及珠三角很多企业，恰好具有这三者优势。“如果能把这三方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我觉得大有可为。”

壁垒创新合作方式大有可为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已是水到渠成，但在调研中，部分公司高管以及社科院专家均指出，还需要跨越制度性障碍。

香港和澳门都分别实行“一国两制”，法制和经贸方面也分别是三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关税区。如何在此种背景下，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经济基础要素的自由流通，是专家学者以及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关心的话题。

“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11个城市，从某些维度来看，分割还是存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分析。杨明也有类似观点，他提出，粤港澳三地虽然有了“同声同气同命运”的共同情怀，但要真正做到携手建设，一定要找到并实行有效的共治制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细康认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要提供覆盖不同制度区域的公共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是这个地理空间因为实行‘一国两制’，导致它们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大湾区应该是探讨如何在现有制度有差别的情况之下，去建设一个有共同方向、共同行动的共同体。”

赵细康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包括在基础设施、金融、环保、教育、文化的合作，可能需要重新思考，过去政府出面去干的事情，如何让渡给超地方政府的机构来做。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可能需要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委员会，这个合作委员会要能够取代三地政府的一些职能。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认为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目标，就是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互联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机制，以“通”为基准点和定盘器，推动粤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动。

对于“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认为，多元制度格局反而可能成为制度优势，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

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扩大了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以香港为例，由于是“一国”的一部分，让香港搭上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列车；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港元和美元挂钩，金融市场开放，出入境相对开放和简易，与国际商业市场完全接轨，也有“两制”之便。

打造对外开放巨型枢纽

“探索粤港澳三地的长效治理机制，一方面是功能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经济体，可以降低区内各经营主体的成本，增加其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试验。”广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明认为。

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伟萍认为，制定三方共赢的合作新机制将是颇具意义的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对制度的创新又将具有引领作用。

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广汉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一带一路”意义重大。“大湾区战略，势必加快香港、广东乃至整个珠三角一体化进程，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陈广汉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也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广东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制造业发达和科技创新活跃，而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航运系统，其商业网络遍布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澳门亦有葡语国家的经贸服务平台。

大湾区战略势必加快香港、广东乃至整个珠三角一体化进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和核心载体，将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最新报告则指出，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不仅是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还包括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

该报告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城市群最靠近沿海市场的地理节点，基础设施便利，供应链网络发达，而且在电子、建筑、能源、金融、电讯等行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特别是有港澳两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前海、南沙、横琴片区，国际规则和制度接轨程度在国内也是最高的。

该研究院建议，大湾区总部辐射半径要延展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海上丝路沿线区域。大湾区要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点，一方面联合搞投资项目，搞大型基建、专属园区，推动能源、产能走出去。另一方面携手跟住“项目和资金”，盯住大型央企已经推出的大项目，为这些企业的沿线投资做侧翼。

部分嗅觉敏锐的企业早已展开布局。记者在招商局调研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招商局港口已在全球五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30多个港口，这些港口布局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

对照地图来看，船舶从深圳驶出去（深圳西部港区是公司母港），就走到了印度洋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沿欧亚主航线到达扼守红海的吉布提港，过苏伊士运河，便进入地中海的马耳他港，接着班轮挂靠黑海的土耳其、西北欧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继续北上穿过丹麦海峡，到达辐射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这一串世界主要海上通道，招商局港口都已经有了布局。

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站在招商蛇口展示中心极目远眺，依稀可见太子湾港口的红色巨型机械手正有序运作，而更远方则是广袤、蔚蓝的海湾。一湾繁华，共享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