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被困迪拜始末 打黑工吃不饱（2）

“黑工”

王林觉得，自己什么苦都吃的起。在国内做钢筋工，风吹日晒中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已是常事，有时候下着大雨就穿着雨衣继续劳作。出发前，王林做好了辛苦两年的打算，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份不会长干的工作，特别艰辛，也特别能赚钱。

郭万俊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中称，迪拜的工作环境是“热带沙漠气候，春秋为每年的10—5月份，气温在7—20°C不等；夏季为6—10月，气温在35-40°C”。

协议还写明，“所有员工都在营地，免费统一安排食宿。所有生活设施都有空调，以保证员工得到充分、舒适的休息。”

“想舒适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迪拜为各国劳工做思想疏导工作大约十年的志愿者施约瑟告诉记者，在他接触过的中国劳工中，大部分人都后悔来这儿。

迪拜政府有严格要求，劳工不得住在工地，必须住在郊区的劳工营，在酷暑下加班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不过现在迪拜政府对劳工工作时间有了新规定，不允许再强迫工人加班。“懂得这里的‘规则’，有的人能干十年八年，也有适应不了闹罢工，两个月后被遣送回国的。”施约瑟说。

2013年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的一份题为《迪拜对外劳务合作基本情况》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低端劳务逐渐萎缩。低端劳务多为室外施工作业，待遇低，迪拜大半年干旱高温，气候条件恶劣，加上语言与宗教风俗障碍，中国劳务人员难以适应。

在走进这批劳工住的八人间劳工营后，施约瑟感慨，“你们的住宿条件真的好多了”。他见过迪拜很多劳工营，有的房间只有70平米，30多人住在逼仄的两室一厅，男女混住，夫妻睡在90厘米的三层卧铺上。

王林觉得，他们为了赚钱什么苦都能吃，但是粗糙的饭食和苛刻的要求已经无法让高强度作业的他们保持工作效率。

王林和工友们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迅速地洗脸、刷牙。公司的食宿没有早饭，爱吃米饭的王林就和工友拿着自己带来的钱买好，就着咸菜简单扒两口，有的工友来不及，花一个迪拉姆买个大饼带着吃。（注：1迪拉姆=1.8744人民币，4月17日汇率数据）

干到中午十一点半，午饭开伙。王林常常来不及吃早餐，没等中午开伙就饿了，向老板（注：郭万俊）借钱买个饼补补被一口回绝，理由是不能在工地上吃饭。“我们农民工讲的就是，吃得多，才有力气干活。中间不让吃饭，我哪来的力气给你干活？”

对于工人的指控，郭万俊感到委屈，他对记者称，自己提供了足够好的伙食，“每顿两个菜一个汤，每天都有肉的。”但这一说法受到工人的反驳，“我们的伙食是最差的，炖土豆或者炒茄子，什么便宜买什么。”

下午做工到晚上五点半收工，从市区回去，堵车是常有的事，严重时接近三小时才能回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王林想凑点钱再买一床被子放在工地，因为工地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宿营地了。有时工期特别忙，吃完晚饭后要加班到十点，干一夜的情况也常有，加上第二天继续劳作，工友们头晕脑胀，申请休息却得到老板这样的回复，“要想休息就连休三天”。想到三天没钱，劳工们只能强撑着继续工作。

但郭万俊否认了工人们的说法，“根本没有强制，加班都是自愿的，也是有加班费的。”

常常加班的王林对迪拜的夜晚印象深刻。“12点以后的车都在沙迦劳工营，没人接我们。迪拜特别热，我们就睡在水泥地的地皮上，在地上铺上纸板。半夜睡不着，睡一会儿就醒，太热了。我们都是塑料袋裹在身上，我想向老板借钱去买个被子带到工地里。”

但是王林还是没有买，因为家里带的钱已经快用光了，有的工友连卫生纸都没钱买，到处借着用。接近一个月的时候，王林连续找了郭万俊五次，最终拿到了100块人民币，而身边有的工友四个月内拿了200元人民币。“每次老板都说等等，没钱，然后就没音讯了。”王林抱怨道。

王林干的钢筋工对手套和鞋子消耗较大，做几天一双手套就废掉了，劳工向老板讨要手套迟迟未果，有人就这样徒手做了近一个月。一个多月后，有工人鞋子跑断了向老板讨要，同样吃了闭门羹，“老板让我们自己花个几十块去买，可是我们哪还有钱。”王林说。

但在记者采访时，郭万俊同样矢口否认劳工欠缺生活费的问题，他觉得劳工们吃住都由他们提供，不需要其他花费。生活费每月每人借支两三百到五百迪拉姆不等，过年的时候他还给每个工友发放了一百迪拉姆红包。

对此，中介公司负责人王攀称，工人们找他反映过拿不到生活费的问题，郭万俊的回复是等公司的工资款拿到了，就发给工人。

来自山东菏泽的胡强只带了三四百元钱，到那儿买生活用品就花的差不多了。去年12月，他拿着在老家做电焊、木工积累的钱交了1.8万的押金和中介费，狠狠心撇下四岁的儿子，想着只要赚到钱就回家团聚。

但几个月来，他们的“黑工”身份已经引起移民局和当地警察的关注，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一查签证我们就停工休息。没有签证不能在那里干活，老板的意思是让我们偷偷摸摸地在那里干。”

“我们10月份来的时候第一拨人就报上去申请（劳务签证）了，把钱都交上去了，就等着申请下来。签证是公司一起办的不是按个人走的，而这里要提供名额，名额下来了才能开始办，不是说到那儿就能办，肯定要按照流程走。”承诺好的劳务签证迟迟未办，郭万俊说自己也心急火燎，三天两头去公司催。

“签证是旅游签的话当地部门只会承认你是出境旅游者。”拥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的青岛知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一位王姓总监告诉记者，“以旅游签证出去务工”是风险的信号，“不可能是正规劳务公司，且正规劳务公司不收劳务人员押金，业内也没有押金一说。”

罢工

郭万俊是亲眼看着朱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

2月9日，朱社登上脚手架干活儿，据胡强描述，是起重设备塔吊的摆臂把朱社甩下来的，工程现场一层楼有七八米，朱社是在二楼。

郭万俊则称朱社是从两米多高的位置摔下的，他忍不住埋怨朱社不戴安全带，“我看他没安全带当时就让他下来。我从中国带了100多条安全带过来，又在这里买了80条，但是有些工人从来都不戴，让我罚款都被罚了五六万。”王林也承认，朱社确实安全带没戴好。

摔伤事件后，郭万俊召集劳工开会，一周以来为此事数次争吵的郭万俊十分愤怒，在现场警告工人，“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好安全措施再干活儿，下次摔死了我都不会看一眼”。

“这句话说实话对我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打击，我们也有一点恐惧。先不说赚钱赚多赚少的原因，假如你哪一天有一个意外真摔了，老板真不管你，你就是死。”王林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些，2月21日下午和几十名工友开始了第一次罢工。

郭万俊始料未及，当晚与王林及另外两名工人代表召开会议。他认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对工作分配问题不满，但工人具体分配工作是由罢工工人中的班长自行分配。自己此前同工人协商过以工作计量的方式计算工资，这样多劳多得，自己的进度也快了许多，但是工人却执意要求400元人民币一天计算，将半年结算一次工资改为每月结算一次，并要求退还合同履约金。

王林觉得计量过于苛刻，“按他这种说法，如果当天建筑材料没有到齐也等于说一天没有钱”。双方就此事无法达成共识。王林认为，罢工的导火线是郭万俊的言行伤了工人的心，他们想要结清工资拿回押金后回国。

但郭万俊坚持，劳动合同已经签订，必须按照合同执行，如果回国，每人须支付两万以上的违约金。“当时有51名工人同意回国”。郭万俊向记者记者出示了员工于3月6日签署的自愿回国申请。

“我们肯定不能就这样回国，必须拿到工资才能回去，不然回去了找谁？”王林说，当时郭万俊答应就算是借钱也会帮他们结清工资的。在王林看来，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郭万俊形容，2月23日，51名工人开始阻碍剩余的21名工人上岗工作，“一群人曾围堵着公司大巴，高喊‘谁今天开工就打断他的腿’，这吓得其他愿意上班的20多个人谁还敢在车上，都陆陆续续下来了。”对于未参与罢工的工人，杨军则十分不屑，“那些都是跟他(郭万俊)关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