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被困迪拜始末 打黑工吃不饱

4月7日晚19时许，机场大巴像往常一样停靠在上海火车站站牌前。带孩子的女人和提公文包的外国人挨个下车后，一行穿着宽松深色服装、背着巨大行李包的民工，才将笨重的行李箱连同挂在伸缩杆上满满当当的行李袋一个个挪下来。

“咱们快找个地方吃饭吧，都饿了15天了。”带头人王林和其他9名工友一下车就四顾寻觅餐厅，一边与发小广告的小店老板打探周边住宿。

王林掏出钱包，夹层里是一叠塑料皮筋捆扎的阿联酋迪拜货币，他拨弄着手里崭新的钱，“可是我们没有人民币，到哪里可以兑换？”

王林一行是从迪拜回来的中国劳工。4月4日，他们的工友向国内媒体求助，称去年底赴迪拜“硅谷”做瓦工，现在和“安徽队”其他41名工友没有活做，老板也不发工资，已经15天没有食物供应，饥肠辘辘被困迪拜沙迦劳工营。

此后，外交部领事司通过官方微信“领事直通车”通报称，该批劳务人员系由国内某省一家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建筑劳务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导至迪拜务工。该公司未给他们办理合法工作签证，导致工程因手续不符被用工单位停工清场，也未向劳务人员发放工资。

半年前，从安徽、山东、河南等地走进迪拜“满地黄金”的斑斓梦境，王林们未料到会以食不果腹、工友受伤的狼狈逃离结束。

去迪拜

43岁的合肥长丰县劳工杨军认真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护照，向记者翻到最近的赴马来西亚那一页，“你知道这个国家吗？”

比起这支队伍里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杨军自己的外出劳务经验可谓十分丰富。“这是我的第二本护照了，第一次去的是安哥拉，最近的是马来西亚，都是通过劳务公司去的”。

儿子上大一，求学需要用钱。在合肥做工，一天只能赚一两百块钱，到了国外工资能翻一倍，又没有什么开销。杨军想趁着有力气就再拼几年，给儿子买车买房子。

他所在的长丰县毗邻安徽省最主要的国际劳务输出地肥东县。《合肥晚报》曾援引肥东县商务部门的数据称，2015年，该县国外务工人数达到13000多人，占安徽省的60%。

2009年，郭万俊在肥东注册了费大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没有对外劳务派遣资质，主要做劳务分包。

2016年9月，他第一次踏足迪拜，就看中了这边劳务分包的项目价格，几次考察之后，与中建中东公司硅谷项目分包企业AlAYADI公司（中文名：金手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协议。

关于中建中东公司硅谷项目，中建集团官网介绍称，坐落于迪拜硅绿洲管理局总部西南侧，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包括办公楼、酒店、商务中心、健身中心等23座多层建筑。

据官网消息，2016年12月22日，迪拜硅绿洲管理局正式将迪拜硅谷产业园项目授予中建中东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12亿迪拉姆，折合约3亿美元。

2016年10月，郭万俊匆匆忙忙带着自己和中介公司找的11名劳工出发赴迪拜，之后又陆续带来几批，一共80个人。

这些工人中，跟郭万俊熟识的交了2万元押金，郭万俊承诺工期满了之后全数退还。其余的工人向中介公司交纳1万元押金和5000至8000元中介费不等，其中一家中介公司总经理王攀称，押金为代收代交，工人的签证和机票下来了，再打给郭万俊。

“我也是大意了。其实我们主要是负责项目和行政管理工作，想从国内找人去那边干活，中介公司后来在中国签的协议，跟我说以你个人名义签不行，必须以公司名义签，所以我就是拿公司的名义签了合同，我是不做劳务派遣的。”对于这次“非法劳务派遣”，郭万俊向记者解释称。

事后，外交部领事司在公众号“领事直通车”通报称，“该批劳务人员系由国内某省一无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建筑劳务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方式诱导至迪拜务工。”

一共15000元的押金和中介费不算少，但王林选择了相信。此前，他还听过去迪拜乞讨发财的财富传说，知道现在政府已经不允许了，要被抓进监狱。

但保底1万的月薪还是诱人，“人都是现实的，我们没有什么淘金梦，在安徽做工一天只能赚220元左右，太低了。”王林说。按照和费大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工人们半年结一次工资，每年发80%，剩余的工资和押金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回国后50个工作日结清。

在国内初见郭万俊的时候，杨军对他的印象是“笑眯眯的，很热情，人也很好”，可“到迪拜完全变样了，心也凉了”。

到达迪拜机场时，杨军取下包裹的时候手被划伤了，对于受伤早已见怪不怪的杨军像以前一样拿烟丝抹在伤口上消毒止血，给自己包扎好。“老板看了一眼我包着的手，冷漠地说让我第二天继续上班，当时就觉得有点寒心。”

第二天，他感到一丝疑虑。他向郭万俊借钱，郭万俊却说要拿自己带来的生活费与他兑换。杨军出国数次，知道正规的劳务公司是会提前支付给工人生活费，因为他们远在异国他乡，几乎没有出走的可能。

失望和质疑的不只有劳工，还有郭万俊本人。“我们当时在中国签的合同上也是说承包方式，到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劳务公司找的人都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输送过来了，到这边（工人半年结算工资）也没什么收益，就不想干活。”

去年年底，王林和其他15名工人作为第三批人从昆明出发去往迪拜。所有的劳工都以旅游签的方式到达迪拜，郭万俊承诺到迪拜后会尽快为他们申请劳务签。

到达机场的一刻，“劳务公司的人跟我们说别人问起来一定要说自己是旅游的，千万不能说是打工的”，王林回忆道。

当飞机降落迪拜、班车开到劳工营的时候，16个人的身份也正式变为“黑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