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意蕴金石承 申城特展艺术种类丰富

1月17日至2月20日，“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于龙美术馆举行，此次特展呈现出的艺术种类丰富。而从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来看，金石拍品也一直是拍场上非常受追捧的品种之一。

金石书法别具一格

笔墨是书法艺术赖以存在的核心组成，通过笔墨规范而个性的技法表达，使以毛笔与墨写就的中国文字发展各阶段典型字体成为被称之“书法”艺术的可能。这种寻求笔墨意趣乃至精神主张的行为已经是书法艺术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书法艺术家共同的使命与目标的终极追求，金石家的书法也存在于此范畴之中，古朴质拙、雄强浑厚、苍茫沉郁、雅逸隽永似乎为金石家书法共同拥有的艺术特征和风格指向。古代铭于器物的文字是金石学最重要的标志，无疑书法则是金石根脉的艺术表现了。

特展中巴慰祖、丁敬、蒋仁、阮元、张廷济、何绍基、吴让之、钱松、吴昌硕、黄士陵等金石家书法作品皆是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令人赏之目不暇接。像伊秉绶代表书法作品即隶书题额《金石同古之室》，尤以章法上以金字、古字下空，形成透气呼应的艺术效果，在伊氏诸多隶书横幅中别具一格。另一件经典之作当是隶书条幅《慎言语、节饮食，有道德、能文章，大富贵、亦寿考》，此书内容极有耐人寻味之处，古人或以此为座有铭，即使当下社会，其亦有可汲取的为人处世之道。书法虽排列均衡，但横竖组合中却以撇捺弧线破其板滞，视觉上形成了庄严处显灵动、平直处存奇崛、经典处见创新的格局。2015年7月4日，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中，伊秉绶《行书七言诗》以250万元起拍，最终以506万元成交。2014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中，伊秉绶估价仅为80万~120万元的隶书《遂性草堂》以2300万元成交价创下其拍场最高纪录，同时也创造了斋号拍卖的最高价纪录。

晚清金石书画艺术影响后世最大的作者当推赵之谦（1829～1884），赵氏无论书画篆刻等皆以创新名闻宇内，因其艺风流传至深而被尊为近现代海派书画艺术的创始人，赵之谦书法源出篆隶北魏书，其强烈的个人风格使其作品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最富金石韻味的代表，他用行书的方法写北碑，开创北魏书崭新的面目。魏体楷书集兰亭序《盛游、引觞七言联》，书风纯乎北碑而用笔雄强霸悍，气势极尽豪迈英朗却又显得悠游不迫，笔法方圆并举，行意贯穿通篇的字里行间，动感十足。

绘画精品金石味浓

陈衡恪著《中国绘画史》载：“伏羲画卦，仓颉製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又“文字与图画初无岐异之分……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钟鼎彝尊既有文字，又有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互相表见。”

特展中吴大澂（1835～1902）临黄小松《嵩洛访碑廿四图》当为经典的代表，山水画面中见高士涉步旷野，龙门石窟、中岳少林、白马古寺……中原名碑几乎搜尽于此，墨笔钩勒皴擦，古朴沉酣，恍若置身其中，可赏更为可读，较之寻常山水绘画而胜之许多了！吴氏将先贤跋文一并临于图左，观之可知晓黄小松当年访碑的情景。

赵之谦纨扇《牡丹》、《玉簪海棠》，敷色鲜丽明润，艳而不俗，活色生香，勃勃而有生机。用笔灵动酣畅，以勾勒擦皴的湖石，浑穆简约，严谨隽劲，有陈洪绶之风而秀逸过之。题款书则沉劲入骨，醇中有肆，章法布局，妙合自然，可谓尽善尽美矣！赵氏的构图、色彩、用笔及将书法篆刻融入画面的创作实践开启了海派绘画的新风尚。

晚清金石书画泰斗吴昌硕（1844～1927）84岁所绘《花卉蔬果册》，以极为老辣苍雄的笔墨写出奇崛意恣、质拙浑朴的17开小品，此中线条纯乎大篆痕迹，是画！是写！更是一吐胸中金石豪气！似乎宣告了缶翁绘事又一里程碑的到来。

唐云（1910~1993）先生是当代著名中国画大师，也是金石收藏与研究的大家，大石斋藏金石碑版无数，多有唐云先生考释跋文，或许源于唐云先生在金石领域的深研，才会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出现一些特别的题材与笔墨情致。本次展览见唐云先生绘《佛像、山水、花卉卷》，墨笔线描达摩面壁，红釉盆栽梅花，深夜酒壶问醉，高士隐居湖畔等，笔古色雅，精美绝伦！

特展还见奚冈、倪耘、余锷、丁辅之、来楚生等绘画作品。

铭刻留真金石雅韻

篆刻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用刀在石头或其他材质上表达古代篆字之美的艺术。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器物上的古文字，因而明清以来大多数的金石家对古文字的熟知使得他们易于篆刻艺术的创作，从篆刻艺术的发展史看，也佐证了金石家实践艺术的重要方向即在篆刻之中。同时篆刻艺术的平台也成就了许多富于创作成果的学者成为金石家。

特展中明清至当代篆刻作品占据相当的体量，也可以说汇集了历史上各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吴湖帆、谢稚柳两位先生自用印由为陈巨来、方介堪所作，且大多为元朱文或鸟虫篆，精工细作，一丝不苟，若列明清先贤之行亦不逊之。

器物之上以文句铭刻是古代金石文化重要的传承途径与脉络，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历代铸刻于器物的文字即为后世金石文献的组成，传世常见鼎彝石刻之外，尚有甲骨、古陶、晶玉、竹木、牙犀等，远古至今，绵延不绝！

张廷济（1768~1848）藏明朝项子京黄花梨棐几当是旷世难得的重器，著录于张氏《清仪阁古器物文》，清光绪末年溥侗曾题宋牧仲画案牙板云：“昔张叔未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瑖紫檀坐具，制铭赋诗契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

赵之谦对鼻烟有特别嗜好，认为“此物最能振作精神”，其著《勇庐闲诘》载：“鼻烟碟以象齿为之，刻铭四围，出入怀袖，久则色变，如蜡或如琥珀，亦可爱也。”

文房重器莫过又砚台，几乎所有书画艺术的创作却依赖于砚台实现墨、色的再现，因而砚台成为历代文士最心仪的文房，也将文士艺思附于砚台之上即书画铭刻，并构成历史各阶段文士艺术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展中，吴昌硕铭《钝居士生旷后志砚》见著于沈石友《沈氏砚林》，海虞沈汝瑾撰文计127字，安吉吴昌硕书。沈石友自铭曰：“欲补天，谁炼石。身未化，志再刻。日月蚀，石不泐。一寸心，共坚白。”

晚清同治年间慈城梅调鼎（1839~1906）创玉成窑，由王东石、何心舟制坯，延请海派绘画大家任伯年、胡公寿、虚谷、周闲等作绘，梅调鼎自铭其上，继陈曼生后将文人紫砂推向历史新的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