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关联交易过度化 建立高质量金融生态
必须把“重复性”“差异性”和“互补性”等作为把控关联交易是过度还是适度的重要依据，并由此控制关键环节，使金融创新与过度关联交易之间有相对清晰的选择与实践边界。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苗头，以“共同行动”精神落实“交叉违约”准则，形成合作联动机制。
我国金融更加开放成为未来大趋势。随着金融机构（主体对象）多元化、金融市场（市场类别）多层化和金融手段（产品形态）多样化进程加快，客观上为金融关联交易提供了新的预期和物理空间。
关联交易是金融生态运行的一种必要形式。它既是基于“关联关系”存在而体现金融机构之间行为和功能合作的重要方式，又是联通市场不同主体对象、不同经营模式、不同产品类别的必要手段。总之，是实现金融优化手段配置社会资源效率的必然方式，而且金融生态越发展、越开放，关联交易的需求会越迫切、越多样。
然而，由此伴生的关联交易过度“并发症”，却似慢性病毒侵蚀金融生态并加重其结构的脆弱性。部分领域和主体对象关联交易状态，与金融生态发展、发育程度明显不相匹配、不相适应，甚至出现通过过度关联交易推动金融生态阶段性、局部性繁荣的假象。基于我国的金融生态，商业银行成为过度关联交易的主要源头。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理财化”、资产业务的“通道化”和结算业务的“过桥化”趋势，既使其被过度关联交易绑架，又使金融生态缠绕于过度关联交易之中，形成以“依附”为主要特征的众多关联交易链条。
解决金融过度关联交易问题，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具有未来挑战性。
从表象上看，过度关联交易派生了众多主体对象，并表现出市场的局部性和阶段性活跃。但这些交易并不产生于“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理性需求，更多是基于规避金融监管、盲目市场竞争的选择，无法形成“错位式”关联的格局。关联交易属性的同质化，使市场主体对象的内在活力，处于重复性循环状态之中，并呈现出“麻醉式”退化。
关联交易过度的重要一点，是其过程和内容的重复性。从单一环节上说，效率可能高点，但从大的过程和周期上看，因为这一交易没有实际意义和存在价值，体现的反倒是总体运行效率的低下，并呈现出“热闹式”衰减。还有，它使市场目标出现“偏差式”迷失。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全部交易存在的根本目的和不变方向，关联交易过度，却使“钱生钱”的“交易闭环”以多种方式不断滋生，并通过交织互促、扭曲市场关系，形成“钱配置钱”的所谓市场新路径，资金“脱实向虚”成为这一过程和逻辑中的必然“副产品”。
合理、理性的关联交易必须遵循风险穿透原则，过度关联交易恰恰背离了这一原则。关联交易“脱实”，无论对市场经营主体还是监管主体，从“源头”到“过程”再到“结果”的风险穿透，均造成了缺乏内容支撑的“盲区”甚至“断点”，在市场主体缺乏内在经营活力与效率的情形下，这些“盲区”“断点”又成为转移、掩饰和积累金融风险的各类“漏斗”。
因此，管控金融过度关联交易，理应从把握“主要源头、关键环节、根本方向和基础风险”上，动脑筋、下功夫、出实招。
在现有金融格局下，管控关联交易过度化应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对象，从“原点”和“源头”上减少关联交易形成的非理性力量。商业银行应高度自律，通过标准指引、内部考评和日常管理等，规范对关联交易的选择，避免因盲目竞争、规避监管和特定对象的利益平衡需要，泛滥关联交易行为，增强管控的自我性、自主性约束。监管部门则需细化关联交易行为的监管，在从对象监管为主向功能行为监管并重的转变过程中，消除关联交易行为的管理漏洞和盲区，建立以商业银行为起点的可追溯的市场链条，增强监管的公平性与公正性，提高市场各类主体对象接受监管的协调性，并通过这一链条的健康建设与维护，完成对金融生态过度关联交易的约束性管控。
高质量的金融生态离不开合理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质上是金融创新行为，是基于增多和优化市场产品、功能、效率和作用“差异化”的选择，并最终形成市场的梯度结构，使市场过程和结构在保持理性中更具弹性。因此，必须把“重复性”“差异性”和“互补性”等作为把控关联交易是过度还是适度的重要依据，并由此控制关键环节，使金融创新与过度关联交易之间有相对清晰的选择与实践边界。
评判金融关联交易的过度与否，落脚点是看资金的配置整体效率和是否配置到实体企业身上。实体经济强则金融强，实体经济优则金融优，金融的全部交易活动和方式必须为实体企业服务，这是把控关联交易合理性、经济性的重要原则和根本方向。从理论上说，离开实体企业的各类金融关联交易都该禁止，但考虑到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连接方式，不可避免存在模糊地带，客观上要辅之必要的间接手段，也会存在适量的交叉对象、领域和产品。问题是，不能人为放大这些对象和领域，更不能把这些适度的“副产品”变成为公然的“主产品”，还冠以创新“羊头”，大行其道。
金融生态的基础风险主要体现在“穿透原则”上。合理的关联交易，必然是风险主体确定的关联，不是抽离风险、巧取收益的单向、分离式关联，每个交易环节的风险主体一定是确定的；必然是风险计量客观的关联，风险过程可量化、可评估和可分配，绝不是嵌套风险、“击鼓传花式”的赌徒关联。必须是风险经营有效的关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苗头和已形成的风险事件，真正体现“共同行动”精神，落实“交叉违约”准则，形成立体式化解金融生态风险的合作联动机制。
当下，我们既要解决这些年金融发展积累起来的老问题，又要面对金融更加开放后可能叠加带来的新问题。如果说解决老问题还只是面对国内市场和对象，那么解决或防范新问题则须面对两个市场、两类主体，这增大了难度，却是我国金融生态整体质量提升无法逾越的过程。